在众多批评家那里，与等级分明的男权道德规范相比，关爱是一种令人欢迎的选择，因为父权道德规范讲的是抽象的原理和规矩，与个人的日常生活很少发生关联。的确如此，从道德规范的角度来说，关爱是对康德式道德的反驳，他提倡自主和独立，以此为人们之间互动的规范，所以就可能把人的关系变成数学公式。卡罗尔(Carol Gilligan)早期作品对道德理论里男性的偏见做出了回应，提出另一种话语:关爱与责任的话语，将人的依赖性——不是独立性——视为与生俱来的，无法改变的。② Gilligan，Carol．In a Different Voice: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’s Development．Cambridge，Mass:Harvard UP，1982．玛莎(Martha Fineman)指出:“我们的社会使‘独立’和‘自主’等概念成了神话，其实我们身边的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些理想是无法实现的，不现实的。”③ Fineman，Martha L．A．“Masking Dependency:The Political Role of Family Rhetoric．”The Subject of Care:Feminist Perspectiveson Dependency．Ed．Eva Feder Kittay and Ellen K．Feder．New York:Rowman and Littlefield，2002．215 －44．自主能造成幻想，关爱才是所有人的核心关注，虽然其定义和参数并不固定:“因此，关爱被视为不确定的、也无法确定的付出，其轮廓总在发生变化。……不关爱的时候，关爱才现出形来。”④ Graham，Hillary．“Caring:A Labor of Love．”A Labor of Love:Women，Work and Caring．Ed．Janet Finch and Dulcie Groves．London:Routledge．1983．26．大多数学者同意，关爱总是关联的，交互的，一定与动机、目的、行为和结果等纠缠不清。

从关爱出发的道德规范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所以为语境和细节让出了空间，而且还能解释个性和特殊性，凸显责任、关系和语境。不过，这种灵活性也使其在理论上不能稳定下来，使得以关爱为目的的道德规范碰上一大难题:关爱既是普世的，又是无法预测的;关爱要有所限定和评价才行;然而，又无法将其固定下来。将注意力转向语境后，就很难在特定的故事之外讨论关爱。对此，皮塔(Peta Bowden)索性提出:“关爱凸显出道德实践是如何超越理论的，这些理论又会怎样解释实践。”⑤ Bowden，Peta．Caring:Gender－ Sensitive Ethics．London and New York:Routledge，1997．2．其实，以关爱为目的的道德规范，实质上是拒绝抽象化的，这就使其自身难以达到哲学的理论高度。但是，这种理论上的不足，使得叙述性小说成了研究关爱的理想的形式。事实上，在讨论关爱/护理这一话题时，小说最能派上用场，因为小说可以再现特定的故事，说明依赖、责任、同情与关爱，到底是什么。

二〇一一年八十岁的爱丽丝·门罗(Alice Munro)，写作经历六十年，足以在关爱话题上大做文章，使其形成理论。她早年的作品，尤其是相互关联的小说集《女孩与女人的生活》(Lives of Girls and Women，1971)和《你以为你是谁?》(Who Do You Think You Are?1978)，以女性的面孔来探索身份，以煽动性的语言来讨论性别与艺术的政治，引起了批评家们的格外关注。人们指出了她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投入，她对那种既令人窒息又令人满足的家庭生活的执著探讨。① 如贝弗莉(Beverley Rasporich)所说:“就其最宽泛的意义来说，门罗的作品表现了女性集体的思想和经验，表现了文化上的飞地，那里几乎就是家庭，传统上社会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都将其视为民俗。”(Dance of the Sexes:Art and Gender in 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．Edmonton:U of Alberta P，1990．100)玛格达莱妮(Magdalene Redekop)将门罗对家庭的刻意关注解释为，以“激进的”方式拒绝“在众多当代作家那里出现的陌生化技巧。”(Mothers and Other Clowns:The Stories of Alice Munro．New York:Routledge，1992．12．)有关日常生活与性别身份之间的关系，请见Howells and York的研究。性别、权力、责任，门罗在其小说中对此念念不忘，她写的女人在道德上进退维谷:自我与他人在需求上发生矛盾。几位批评家已经分析了门罗作品的道德内涵，尤其是小说折射出的一名作家对其“材料”所承担的责任，这里的“材料”既指虚构的小说，也指引发其灵感的现实。罗伯特(Robert McGill)讨论了门罗小说中的责任危机，在“材料”方面，梳理出“道德写作与道德生活之间的关系”(《大胆地出来》，Daringly Out)，以及《熊从山那边来》(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)里忠诚的意义。特蕾西(Tracy Ware)和邓尼斯(Dennis Duffy)在各自对《门斯特河之歌》(Meneseteung)的讨论中，分析了忠诚的另一个侧面，这个令历史小说感到不安的故事，就小说家的“历史责任”提出了问题。研究门罗的文章，大多讨论后面的作者、叙述、读者三者之间不明确的关系，这种关系是众多叙述人与人物确立下来的，他们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扮演的角色上，以及角色驾驭他人的能力上。② 还有不少批评家专门研究门罗的元小说风格，如，Carrington，Heble，McGill，Mclntyre，Redekop，Rhys等。我个人研究的角度更接近娜奥米(Naomi Morgenstern)，她讨论的是“道德关系引发的责任危机”。③ Morgenstern，Naomi．“The Baby or the Violin?Ethics and Femininity in 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．”LIT: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Theory 14．2(2003):67 －97娜奥米强调门罗小说中生成的不确定性，指出“她的叙述人和中心人物明目张胆地抵抗最后的判断行为，让读者面对道德所固有的那些复杂性和不可能性”。④Ibid．79．拙文以娜奥米的判断为前提，探讨门罗小说中的一种格外紧张的道德关系，也就是护理者与被护理者之间的从属关系。

文章来源：《全科护理》 网址: http://www.qkhlzzs.cn/qikandaodu/2021/0505/841.html